吴占良｜征鸿念俦侣，欲去犹回睐——张裕钊于莲池书院之古文书法传承（二 书坛巨擘）
2023-10-26 11:07:07
为纪念张裕钊先生诞辰二百周年，今由保定市文联、保定市文旅局主办，保定市书法家协会、保定市博物馆、莲池书院博物馆携手北京有美文化共同协办的“情系莲池：纪念张裕钊诞辰二百周年书法文献展”于2023年10月10-15日在保定博物馆举办。
情系莲池
纪念张裕钊诞辰二百周年书法文献集
本次展览共展出张裕钊及其友朋、同僚、师生精品文物、文献共计121件（套），通过“一代巨擘”、“师友情深”、“文脉相承”、“法传东瀛”四个部分，较全面地展示张裕钊先生的书法风采，展现张裕钊先生的文化贡献。并出版展览同名作品集《情系莲池：纪念张裕钊诞辰二百周年书法文献集》，收录本次展览的所有作品。
征鸿念俦侣 欲去犹回睐
——张裕钊于莲池书院之古文书法传承
吴占良
张裕钊以古文大家于光绪九年（1883）年二月接到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代李鸿章关聘，主讲直隶莲池书院。张裕钊《上二兄》札云：
直督关聘已到，每岁修脯千金。闻书由龚仰迈、郭月楼收转，龚、郭必俟我来面交，我到之次日方始送来。故书院中久不得闻知耳。闻莲池风景颇佳，且藏书亦复不少，此差足娱也。[1]
四月，张裕钊由上海至天津：
我以月之初五日登保大轮船，初六日寅刻开行，于今日午刻安抵天津。途中惟初六、初八两日微有风浪，亦未至摇撼，殊不足为意。初七日渡黑水洋，则天朗气清，风恬浪静，同行者皆以为此最不易得之事，殊可喜也。[2]
乘船过白洋淀至直隶省治保定：
弟以十二日由津启行，十六日晚间舟抵保定，十八日入居书院，眷属均平善，一切风土人情亦甚相安。惟凡一日食用颇觉昂贵，应酬亦殊浩穰，不及金陵之省俭耳。[3]
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十月原路回上海，转至湖北江汉书院任讲席。
其在莲池书院六年，学养深醇、道德文章为人景仰，以古文词、书法传于诸生，并以直隶省城地理之冲要，广得交游，学术斐声中外，其古文词、书法益得弘扬。
今日之莲池书院 摄影/侯麟
二 书坛巨擘
（一）
张裕钊书法之演变应从其科举说起，应制科举必工小楷。诚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赞美馆阁体小楷所云：
缩率更、鲁公于分厘之间，运龙跳虎卧于格式之内，精能工巧，遏越前载。此一朝之绝诣，先士之化裁，晋、唐以来，无其伦比。
同、光之后，欧、赵相兼，欧欲其整齐也，赵欲其圆润也。家之用，欧体尤宜，故欧体吞云梦者八九矣。然欲其方整，不欲其板滞也，欲其腴润，不欲其枯瘦也。故当剂所弊而救之。[19]
张裕钊其从入学至道光二十六年中举，后应学正试及主官办书院，从未离开馆阁体的书写和教学。虽清中期崇北碑之风起，然科举不取，应试者无以北碑书写者，裕钊师生亦然。（张裕钊中年小楷多钟繇法，晚年已见北碑笔意）其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二月一日有诲次子张浍札：
寄归大卷，殊可观，所欠者光润及未能十分匀净耳。其意格娴雅笔势开展而劲挺沉著，并间架亦十得五六。此数者皆胜于时贤，更能光匀入格，则定列高等矣。[20]
光绪壬辰（1892）四月十六日《与张浍札》：
孝栘寄归所作起讲、试帖均属可造，其所写白摺尤有秀整之致，甚有与馆阁一派相近，颇可喜也。[21]
此已是裕钊晚年，何曾反对馆阁书体？ 而求其字法之“匀净、开展、沉著”，贯彻于裕钊书法一生之实践。
其早年行书师法米芾，功力深厚，不做米之跳跃状，又札稿见董其昌法。
张裕钊 行书苏轼《赠孙莘老七绝·乌程霜稻袭人香》句
张裕钊《致月槎》信札（其一）
张裕钊《致月槎》信札（其二）其最重楷法，除唐人欧阳询诸家外，师北碑最早为《吊比干文》。宣统二年庚戌（1910）七月，郑孝胥应寿彤嘱题张裕钊楷书《日课》二纸：
廉卿先生盛称《吊比干文》。世无原拓，张谓即翻刻者亦佳。又喜日本制笔，以为得古法，日笔麄犷，近于各省狼毫水笔。
书各有态，要以味饶于势为佳。廉卿先生笔笔取势，微有张脉偾兴之憾，然其高出流俗远矣。[22]
从二跋语知裕钊法《吊比干文》，喜用日本笔。如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书《寿李鸿章五十》[23] 及《贺汝舟仁兄亲家二世兄泮游之庆》[24] 联句，为学《吊比干文》之代表作，弟子张謇早年即习此风格。
张裕钊 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寿李鸿章五十联
张裕钊 贺汝舟仁兄亲家二世兄泮游之庆联句
后裕钊参《张猛龙碑》，并嘱日本门人宫岛大八习之，再传上条信山亦是，亦有专习裕钊体者。暮年，张裕钊仍临习欧阳询《皇甫君碑》《九成宫碑》，用以规整其用笔、结字。其大字行草或小行草多存楷法，我名其行、草为“楷行”、“楷草”。
张裕钊于北碑之说并不专意，只从法言，其有诗不同意董其昌、姚鼐所倡言之由画而书法之南北宗。先言：
姚惜抱《论书绝句》第三首云：雄才或避古人锋，真脉相传便继踪。太仆文章宗伯字，正如得髓自南宗。余谓太仆与史公诚可谓具体而微，若宗伯书以右军笔法绳之，正乃同床异梦耳。
诗：
真脉从来几辈知，虚名休被古人欺。
南宗自有麒麟髓，其奈华亭证解支。[25]
张裕钊肯定了太仆归有光对司马迁的继承，而华亭董其昌对南宗为正脉的证解已支离了。张裕钊无书法碑、帖之别，只言正法。
宫岛大八 行书韩愈《左迁至蓝关侄孙湘》
后世誉扬张裕钊最盛者为康有为：
本朝书有四家，皆集古大成以为楷。集分书之成，伊汀洲也；集隶书之成，邓顽伯也；集帖学之成，刘石庵也；集碑之成，张廉卿也。[26]
湖州沈刑部子培，当代通人也，谓吾书转折多圆，六朝转笔无圆者。吾以《郑文公》证之，然。由此观六朝碑，悟方笔无笔不断之法，画必平长，又有波折，于《朱君山碑》得之。湖北有张孝廉裕钊廉卿，曾文正公弟子也，其书高古浑穆，点画转折，皆绝痕迹，而意态通峭特甚，其神韵皆晋、宋得意处，真能甄晋陶魏，孕宋、梁而育齐、隋，千年以来无与比。其在国朝，譬之东原之经学，稚威之骈文，定庵之散文，皆特立独出者也。吾得其书，审其落墨运笔：中笔必折，外墨必连；转必提顿，以方为圆；落必含蓄，以圆为方；故为锐笔而实留，故为涨墨而实洁；乃大悟笔法。……临碑用包慎伯法，慎伯问于顽伯者，通张廉卿之意而知下笔、用墨，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、胎格。[27]
康有为 行书五言联
沈子培即沈曾植，最喜裕钊书，多与贺涛探询裕钊笔法，借裕钊字以观，后光绪戊子（1888）七月，裕钊携次子张浍由保定至京参加顺天乡试，沈氏与袁昶（字爽秋）谒裕钊，沈求得裕钊楷书四屏、斋额应在此时。康氏一生服膺沈氏，于裕钊书法之证悟当出于沈氏之诲示。
沈曾植《草书杜甫诗》
（二）
张裕钊一代书法巨擘，而其书论未及自撰谢世。其于门人、家人多有自信之语，与次子张浍曾言：
我近日作书,益有得心应手之乐,自度竞欲突过唐人,即不能,亦当与欧、褚诸公并驱争先。此事我胸中已确有把握,殆非妄言。[28]
张裕钊致张浍信札
张裕钊北来主持莲池，后辈学人中在京城者袁昶、沈曾植、郑孝胥最重其书法，蒙袁问询笔法，书论得以留存。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正月，袁昶作《记生平师友行谊》言：
山长张廉卿裕钊，武昌人，临《吊比干文》《礼器碑》五十年，得其骨格。[29]
二人相识早在同治辛未（1871）年，袁记：
同治辛未长夏，予报罢出都，游白门，主从外舅薛桑根先生惜阴讲院。一日使相曾文正招李小湖山长联琇、范鹤生吏部鸣输及桑根丈宴集莫愁湖上。张廉卿裕钊时主讲一小书院，预焉。……又顾廉卿曰：“今日两大山长在坐，可云大山宫小山矣。”曝然放仗而笑。桑根先生归以语予，追忆其事。[30]
张裕钊 《重修南宫县学记》整拓本
光绪乙酉（1885）八月，袁昶有保定之行，记见张裕钊事：
张廉卿先生名裕钊，武昌人，道光末考国子监学，录考官为曾文正公。文正得其卷，出语人曰：“曾子固复出矣”。后廉翁治古文甚勤，依文正于江南节署，雅为公所器厚。
廉翁口不臧否人物，不谈时事，有先辈风度。今日枉过村舍，忽慨然言之，所言极中时病，非书生迂阔语也。
廉翁有一帖云：“弩如流金下注，磔如居舰冲（一作凌）波。掠如饥鹰捩影，侧如跃虎蹲厓。啄如利箭破的，勒如长剑决云。跃如荓蜂出虿，策如潜虬跃渊。折如曲流赴壑，弋如壮士挽强。"此论八法，亦可谓妙于形状。
又一帖云：“凡古人文字，必译其字句，以考其志义之所归；审其声音，以追其神志之所趣。用此二者，精密以求之，虚静以体之，则思过半矣。”此必湘乡公相传之言。朱子云：温公答一学者书，举《荀子》四句曰“诵数以贯之，思索以通之，为其人以处之，除其害以持养之”，视此说更周匝。[31]
此记并识语于张裕钊受知于曾国藩及对书法之永字八法、读书之认识至为真切。
此行，袁昶有诗为赠，张裕钊作《次袁爽秋郎中昶见赠原韵》：
别来不记几寒暑，憔悴时危一老翁。
旧雨偶同云会合，真愁能与雪消融。
王城浩浩著君隐，世路悠悠谁我同。
百感纷纭从扫却，且拚烂醉荔枝红。[32]
乙酉十一月，袁昶记：
闻张廉翁每晨早起，临《礼器碑》一通，率反复有字而后易纸，不轻为人作八分，然大楷由是日进，瘦劲有力，何猿叟后不易得也。能深入篆籀法，然后工作隶，能精通隶势，然后工作大楷，能下笔深于楷，则然后可纵笔为行草，古人学艺事，厘然有次叙，绝不相乱。此取法上乘乃得中乘之诀也。若入手便学《争坐位》《岳麓寺》《韭花帖》者，不可与言书，此非予一家之秘言也。[33]
光绪丙戌（1886）五月，袁记：“得张廉老保定手书，兼惠作草隶四纸，风致萧散。郑道昭、丁道护乃今复见之。”[34] 袁氏评价至高，裕钊“草隶”之作今不多见，而袁氏比之笔力同于北魏郑道昭、隋之丁道护，以见裕钊之北碑取益和功力之深厚。
张裕钊 行书七言联
光绪戊子（1888）七月，张裕钊进京，次子张浍应八月之顺天乡试。袁昶记：“晤张廉卿山长，云明年将移主鄂中江汉书院，动南归之兴矣。偶谈及金人竹溪党文献公篆分之工，近代罕有其匹。”[35] 党文献为党怀英（1134—1211），字世杰，号竹溪，谥文献。以见张、袁见识之博。八月，袁昶数次拜见裕钊，问笔法，记下了最珍贵的张裕钊书论：
诣张廉卿先生，乞写先茔墓道刻石。
诣廉翁，叩笔法。廉翁论包安吴言执笔，名指力与大指相敌，乃有佳书，及始《艮》终《乾》之诀甚善。《巽》《艮》《乾》《坤》以每字波折起讫之左右上下方位喻之。第言转笔之法，尚未详悉。又，每绎省字之精神团结，气势磅礴，全在笔先空际盘纡之处，未落纸时，状如怒貌抉石，渴骥奔泉；已落纸时，则如蜻蜓点水，轻燕掠波，乃有奇趣横出，若力悴纸上，意尽画中，斯佐史之奴书，徒见嗤于达者。顷为子培述此语，子培复释之云：画前不沉著，则无由摄势远意险之妙；落纸时，不宕逸则无以发神劲韵隽之趣。廉翁本意殆欲以至朴寓其至巧也，艺非天机精者，不能入神，故如是夫。
廉翁又云：世传王子敬执笔，右军从后掣之不动，决其当以书名世。此执笔贵紧也。东坡则云，执笔无定法，要使虚而宽，然书之功候既知平正，务追险劲，既得险劲，复归平正。玩其神理，非入手尚紧，渐入宽和者不能臻此境。然则偏尚紧与偏尚宽，皆非古人真诀也。《庄子》称轮扁斫轮，甘若疾徐之间，得心应手，非他人所能喻。然哉！然哉！
又云：小篆，丞相之后少温为绝学，次则党竹溪，宋金以来诸家莫及，唐初韩、蔡盖郐矣。隶则中郎以前，诸碑神妙不测，至魏之《上尊号》《受禅》两碑或云钟或云梁，工力已不逮远甚。晋代分书，《任城孙夫人》及《太公望》二石仅存，玩彼笔势，庸峭有余，虚和不足，殆世运为之也。去汉未远者尚尔，况自后魏《中岳嵩高灵庙碑》《陇东王感孝颂》以下乎。草惟右军为得伯英、征西之妙。汴宋以来，日趣狂怪，点画章法无闻焉尔。此三者，皆广陵雅操，难于嗣响。故己惟肆力于真、行二体，良以专精真、行，或可运篆势、分韵、草情融裁变化其中，以自成一家之气格。生晚俗薄，俭学寡徒，凡才地积养之，故秘授脉络之蕴，癖嗜孤诣，重内轻外，一时雅尚，受敕荣遇，是数者均不逮古人辽（疑为远）甚，而妄晞兼长，必至两绌。寿陵拙步，苎萝丑颦，坐为达人嗤鄙，岂智者为之哉？（袁昶按：予顷读庾子慎《书品叙》。庾生齐梁之间，其所品藻亦舍篆籀而甄录正草，益证廉卿之说不孤。古近自当存断代之意，非低心逐时趋也。）子培来，共观磁州《无量义经》，北齐石刻，嘉定钱氏、阳湖孙氏、青浦王氏皆未著录。字势壮丽，似水牛山《文殊经》，而浑穆不逮，取径巉秀，箭锋相直，颇有人马应弦之韵。[36]
送张廉老行，九、十之交，将归鄂中矣。谈次因述道光中在京士大夫，唐确慎诸公道艺切劘，后各有成就，诚极一时之盛也。又述巴陵吴南屏年垂八十，刻成《柈湖诗文集》，殊得震川归氏神理。晚游长沙而殇，遗令不受赙赠，以诗文挽者，令子孙拜受，此老风流，亦复个月韵泽于古训者，动与俗异，殊可思也。[37]
记中可悉廉卿赞赏包世臣执笔“名指力与大指相敌”及＂始艮终乾”之善。欲求字之精神团结，气势磅礴，“全在笔先空际盘纡之处”。沈曾植补说，袁又补裕钊本意为“殆欲以至朴寓其巧也”。
徐世昌 草书杜甫诗
又谈王献之执笔紧、苏东坡之虚而宽，论曰“玩其神理，非入手尚紧，渐入宽和不能臻此境”。可谓实践有得之言。
又言书史，论篆、隶、草之演进，“故己惟肆力于真、行两体，良以专精真行，或可运篆势、分韵、草情融裁变化其中，以自成一家气格。”夫子自道为什么自己专心于真、行二体，事实上亦是，裕钊真、行二体融篆、隶、草于其中，自然而不露痕迹。先生自信于此，故敢言与“欧、褚并驾”矣。可想当时张裕钊、袁昶、沈曾植读碑、探求书法之乐。袁昶附记裕钊论文及前辈掌故，汲汲问学之情，令人慨叹。
张裕钊晚年本欲作文论书，惜未成文，日常以心得语于师友间者，幸有袁昶笔记留存，无憾矣。
张裕钊 为朱积诚作行书七言联
《贺先生文集》卷二有《武昌张先生七十寿序》，论张裕钊书学，所言为平日贺涛闻于乃师裕钊而总结者，还可见沈子培（曾植）也有同识。录之以与袁昶所记相参照：
唐以后其法寝失，仿古者至晋而止，不能上溯，又或杂以己见，转而相歧，其书愈工，其去古愈远。先生取法北魏，而隶于汉，篆于秦，以上契乎取象造体之旨，而古法遂得。其真文之衰也，退之振以三代、西汉之文，三代、西汉之文自在也，当其时人犹怪之。先生之书，乃悟其法于灰尘侵蚀、滤浸断缺、不可辨识之碑碣，其难殆倍于退之，人之怪之也，其又奚疑？嘉兴沈子培嗜先生书如性命，恐人之不知也，欲著文以明其旨趣，且属涛为之。涛不敢任，则以书请于先生，以谓古之论书者多俪词、韵语，言其形似，后人无由悟入。若举斯、邕以至欧、褚诸家递相传授之法、后人所以失而先生所以得者，以退之论文之法论之，固斯世不可少之文也。先生犹未及为，故因先生之寿，托祝暇之辞，私述其说以献。然其所述，乃举闻见于先生者言其当然耳，其所以然之故既不可得而闻，固不敢妄窥而臆撰也。先生若嘉其意，而允其向所请者，别为说以示之，俾学者知仿古之必以法求，因而推之学问之事，道德之涂，则退之之功再见，虽有骇且怪者，将回首相向，而肯堂所谓不相知，更不必为先生虑矣。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十一月，袁昶记：
批点《张濂亭山长集》竟，五言如《咏管幼安》云："一朝耽沉冥，但安心所藏。"《幽居》云：“万巷安可穷，卷帙取自娱。"七言如“遇物不留安所患”，见道语也。律句如《赠方存之》云：“文字虚名终底事，山林幽寄自前缘。"“两树青当户，一花红近人。"“淡烟何点宅，深树志公台。"句法皆光景常新，七律用惜抱法，亦有入微处。[38]
此时裕钊已逝两年，袁昶于其人、书、文、诗赞佩可云极矣。袁于何绍基习碑诸家皆推重，而于同代之赵之谦等不着一字，亦见文人崇尚自有所宗法。
张裕钊 为孙葆田作行书八言联
此间，有张裕钊与袁昶二札、沈曾植一札可见。
然往者尝妄论宋元以来与汉唐笔法，判不相入，私究其故，汉唐人专从朴拙一路入，宋元明诸家，则皆以其取巧失之耳。因是以推论中国之治，所以大逮于古者，其弊亦正坐此。（与袁札其一）
来教综论世变，颇有采于瞽言，窃自幸其不谬，然阁下究极言之，乃更恢之弥广，按之愈深。今日之事，有能悬阁下之言以为的，举一世之积弊而尽易其故者，天下事何遽不可为哉？（与袁札其二）[39]
由书法之笔法衍传而推之国治，张、袁学术之涉是宽广的。
张裕钊《复沈曾植》：
前属书斋额，顾蒙齿及，且被以溢分之褒，良用汗颜。弟于兹事，本无以为役，惟数十年来窥寻汉唐、南北朝人笔法，似稍有悟入处。而巧力不足以副志之所趣，蹉跎白首，欲从末由。阁下昆季，天亮绝人，重以年力富盛，意量倬远。即以书法一事言之，它日亦决为轥宋轢元，踔唐攀汉，为千余年来别开生面。[40]
从此札可知沈曾嘱张书斋额，自言于书法稍有入悟处，忌书法之巧力，所论与袁昶者同。其对沈曾植、沈曾桐兄弟之期许是准确的，后沈曾植果为一代通儒和书法大家。张裕钊一同乃师曾国藩，有鉴人之能，于己家运、人之逆顺每每言之不爽。其读书、治学、育人、皆抱以真诚，不取其巧，与其书法研求是相表里的。
沈曾植 行书七言联
郑孝胥与袁昶、沈曾植居官于京，时常过从，其楷法亦多取法张裕钊，不若袁、沈推之至重。其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廿一日（1890年4月10）记：“送共子培谈久之，观张廉卿楷字。余近始悟作字贵铺毫，于烂漫用意，而后能自成面目。张有大名，所书甚工，而绝不用此法，心不信之，究不能难也”。[41]
清末民国初年，张裕钊字帖，若《南宫县学记》《李刚介墓表》《张廉卿论学书札》《千字文》《批齐令辰课卷》《崔瑗座右铭士孙瑞汉镜铭》等大量印行，人得片纸皆珍重，风行之时，评价时有不同，郑孝胥为其一。
张裕钊 张树珊墓表（剪裱本）又民国八年（1919），杨昭隽、姚华跋默涵藏《张裕钊日课卷》云：
廉卿先生真书深得力于《吊比干文》，而每转换处莫不内圆外方，此崔浩法也。观于景风帖，可以知其所本矣。默涵先生出此见示，匆匆题记归之。杨昭隽。
廉卿先生书承碑学甫兴之后，有一时之名。自今观之盖犹不脱院体之习，雅则有余，变化不足，要与其文章相似，求肖于古人者甚力，绳墨益严，则才气即形不足，非有过人之禀者，孰能变化于规矩乎？内圆外方是书家江湖语，雅不欲袭此以诬先生。然世之崇廉卿书者又正力饰其说，甚至拟而为之，不合则矫揉造作焉，是廉卿之罪人也。己未（1919年）祀灶日，华。[42]
张裕钊于莲池书院有其题学古堂联句：“云汉中天，想累代寿考作人之盛；邦畿千里，望诸生驰驱报国之才。”又于保定湖广会馆戏台、保定两江会馆撰书联句，撰书传世之作《南宫县学记》《李刚介墓表》等，并为弟子齐令辰、贺涛家祠书联。莲池书院是其书法最成熟期。
张裕钊 朱书十九言联
得其书法之传者：弟子贺涛、贺培新祖孙一族；弟子范肯堂一族；弟子张謇；弟子周云；弟子刘同文、刘世衡叔侄；弟子樊榕；师友王树枏一族；弟子丁国华、丁玉昆父子，师友袁昶、沈曾植、郑孝胥；弟子姚寿昌、姚锷父子；后学胡宗照一族；日本宫岛大八；家门则有子张浍、孙孝栘等。诸门人、后学得其传授则视为自己家法。
刘世楷 楷书七言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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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占良先生简介
吴占良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河北省书协副主席、保定市文联副主席、保定市书协主席。多次入展国展并在全国学术研讨会中获奖。有专著10余部，主编《刘春霖书法集》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三等奖。